“人人创客”是乌托邦吗?


了解海尔、不那么了解或者试图了解海尔的人,都有可能对“人人创客”抱有一定的疑虑:这可能吗?不是每个人都具有企业家才能和企业家精神的呀?

不久之前,批评、嘲讽“大众创业”的文章很是流行。其疑问基本也是类似的,就算企业家(创业家)不是天生的,那也不是一般人能干的。据说,最近流行一个与“群众演员”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词——“群众创业者”。与“专业创业者”相比,他们好像注定要成为这场“创业运动”的炮灰,了不起也就是个打酱油的。

这种疑问的出发点也许是良善的。之所以会提出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把企业家精神视为一种神秘的东西。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看的。比如,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认为,“任何决策的实质就是不确定性。任何有勇气面对决策的人,都能够通过学习成为一名企业家,并表现出企业家精神。因此,企业家精神是一种行动,而不是人格特征。它的基础在于观念和理论,而非直觉。”(《创新和企业家精神》)。

首先,“观念的改变并未改变事实本身,而是改变了它们的含义。”要从一个科层制体制中的执行者转变成创业者,首先要明确一个事实并问自己一个问题。这个“事实”是,即便我们在组织中听人吆喝,也是有自己的战略的;而“问题”是:为什么自己的“战略决策”要高度镶嵌在他人的目标和指令之中?而吆喝我们的领导者,权威也许是基于克瑞斯玛的,但更可能仅仅是科层制赋予的法理权威。换言之,凭什么要把我们的人力资本交给一个也许我们并不心服口服的人来支配呢?由此可以发现,作为一个执行者,我们的生活、“存在”是相当不完整、不自主的,然而真正重要的观念沉珂是我们把这种被支配视为天经地义的。例如,《肖申克的救赎》中,蹲了五十年监狱的老布出狱后无法适应自由的生活,因为“起初,你痛恨周围的高墙;慢慢地,你习惯了生活在其中;最终你会发现自己不得不依靠它而生存。这就是体制化。”(First you hate them, then you getused to them. Enough time passed, get so you depend on them. That’sinstitutionalized.)

其次,不是每个人都具有企业家才能和企业家精神,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创业,谁不知道呢?那些成功的创业者都不简单,谁不知道呢?就算一开始只是“群众创业者”,但“梦想还是应该有的,万一实现了呢?”所谓的“专业创业者”都能成为乔布斯一样伟大的创业者吗?当然不能。他们不也乐颠乐颠地自嗨在创业的路上吗?

“人人创客”并不是要你变成乔布斯一样的人物,也并不是务必要敲钟上市,整天搅和在估值的“击鼓传花”游戏之中,也不是满脑子都揣着“颠覆XXX”的梦想,只是要改变一种生活方式,活出完整的自己,自己做自己的主,仅此而已。德鲁克对executive的定义也许能给我们启发:一个重视贡献的人,一个注意对成果负责的人,即使他位卑职小,也应该算是“高层管理人员”,因为他能对整个机构的经营绩效负责;很多拥有下属的上司却未必是。创业的第一步就是要对成果负责。

第三,创业很可能会失败,但其实也没有几个人可以一击即中。创业不是成王败寇、“不成功,就成仁”的豪赌。从一种“体制”转变成自我决策,这的过程不会十分轻而易举。

任何人,尤其是我们自己,不要对自己的“原型”项目、初始条件抱有极高的期许,否则就会陷入急速否定自我的泥潭。创业学习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真正有效的创业学习恰恰来自于“下水”之后的“呛水”。产品需要迭代,创业者自己更加需要。系统论中有一个“异因同果”理论,不管我们的初始条件如何,在一个开放系统中,最终会走向相似的状态之中。然而,如果拒绝身处开放的系统,那就只能在封闭系统中默默等待“熵”增到失序而崩溃。

最后,组织环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一直以来,组织都希望成员能与组织的目标尽可能一致,最好是目标、特别是行动上完全一致。但是,“磨洋工”是组织中一个持久的问题。弗雷德里克·泰罗在《工厂管理》中分析了两种磨洋工——本性磨洋工(人的天性使然,都想轻松随便)、故意磨洋工(由于人与人的关系而造成的错综复杂的想法和重重顾虑而引起的)。泰罗们通过动作研究、计划和生产的分离提高了体力劳动者的效率,并且降低了其疲劳程度,还提高了薪水。然而,计划和生产的分离也最终演化出了“官僚”集团。而官僚集团的存在使得组织更有效率的同时,也更加复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自斯隆在通用汽车尝试和推广分权组织以来,划小核算单元的呼声和努力就一直存在,领导者也在不断拿捏对分权组织的控制“艺术”。其实,组织中的每个人都在进行自我核算——无论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还是“差不多先生”。今天,技术的发展已经使个人绩效的核算变得非常清楚和十分即时。因此,让每个组织成员在更大的选择空间、大到彻底地自主这种程度之内进行自我核算,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冯·贝塔朗菲在《一般系统论》中写道:“人类社会是以个体的成就为基础的;如果个体成为社会机器上的一个齿轮,社会就要毁灭。”当企业试图清除组织中视下属或他人为“齿轮”的机制而要变成平台、以成全平台上的个体的绩效来成就自己时,个体要勇敢地变成“能量球”,去自组织或参加自组织。“人人创客”决不是要否定权威,而是更加强调克瑞斯玛的凸显和自我中心化,试图建立起“自追随”这样一种图景,但科层制下,很多人没有自组织、自追随的自由和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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